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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生于1860年,卒于1911年。他生前只被看作是一位锐意进取、大胆革新的指挥家,在死后几十年,又被当作一位作曲家。现在,马勒的名字已经与西方音乐史分不开了。

马勒生前只被当作是一位指挥家,这不无道理。他从19岁时就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指挥工作,他曾先后在布拉格、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维也纳、纽约等城市的歌剧院担任指挥。他以极为苛刻的态度对待他指挥棒下的每一个音符,以至于几个大乐团的演奏员们公认他是个暴君。马勒在指挥职业上性格刚愎,咄咄逼人,但正是由于他的固执己见,才使许多经典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发掘得淋漓尽致。他对指挥艺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一生都交给了指挥事业,他只在每年的休假期间才从事音乐创作。

在作曲方面,马勒仅限于歌曲创作和交响曲创作,这与其他作曲家有很大不同。比马勒稍早一些的勃拉姆斯,一生创著甚丰,可是,直到40岁出头才写出第一部交响曲。他的《第一交响曲》从开始构思到完成,前后历时近二十年。马勒最尊崇的交响巨人贝多芬,写第一交响曲时已30岁,而且,在此之前已写过各种体裁的器乐曲。马勒却几乎是直接以交响乐登上乐坛。在他写第一部交响曲之前,只写过一部声乐套曲。而且,他终其一生,几乎不碰其他音乐体裁。他身后留下的作品目录非常简单:九部半交响曲、一部交响声乐套曲、三部声乐套曲和一些歌曲。这里要谈的《大地之歌》,是一部交响声乐套曲。马勒自己为乐谱写的标题是“为男高音和女低音(或男中音)独唱和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既是交响曲,就应该按顺序编入他的交响曲序号,成为第九交响曲。可是,马勒并不这样做。据说,马勒有严重的宿命论倾向,他认为一位交响作曲家在写完第九交响曲之后,生命也就到尽头了。的确,在贝多芬之后,19世纪作曲家没有人能超越“九”这个数字。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都是在写完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之后去世。但数字与生命并无必然联系,以后的肖斯塔科维奇就写到了第十五部交响曲。

马勒被描绘成指挥台上的暴君

1907年3月,马勒向维也纳市政当局递交辞呈,辞去他已经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职务。在有“音乐之都”美称的维也纳,歌剧院指挥是个炙手可热的位子。这个城市在马勒之前,已经出现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其中有八位作曲家堪称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布鲁克纳。这里,是欧洲音乐文化会聚的中心。音乐是维也纳城市的象征,歌剧院指挥几乎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主宰。马勒在这里的业绩是整个20世纪的指挥艺术典范:他对乐队编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乐队音响具有雄奇宏伟的气势。他在演奏贝多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时追求高度的完美和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力量。他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对遇到的困难毫不动摇。面对维也纳音乐界庸俗势力对他的非难,他的回答是:“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但在艺术上绝不让步!”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面世,必然招致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他在维也纳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结果,被来自各个角落的阴谋诡计骚扰得疲惫不堪。此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频频与他接触,有意要聘他担任大都会歌剧院指挥。马勒在优厚的待遇面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于是,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职务。

这一年的六月,已经辞去职务的马勒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乡下度假。在此之前,马勒已经查出有心脏缺损的毛病,在拿到纽约的聘约后,他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孰料,才到乡间别墅的第三天,大女儿便染上了猩红热和白喉。以当时的药物水平,这两种病都被视为绝症,何况两种病一齐缠上身来。孩子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了两个星期,还是撒手西去了,死时只有四岁半。马勒平日与女儿感情极为深厚,女儿的去世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一切致使他的心脏病突然恶化,医生断然告诉他,要想多活几年,就要精心休养,放弃他长年坚持并喜爱的户外活动,如爬山、游泳、骑自行车等等。马勒一向以大运动量的野外运动来调整日常生活,突然间变成严重的病人,甚至,很平缓的散步也要用计步器来限制,这对他又是一个打击。生活中这两件重大事件把马勒推向一个人生转折的关口,他开始面对生命做人生的思考。

马勒对哲学、宗教和神秘论的兴趣使他对生命本身怀有空幻的认识。生活虽然美好,但是,死亡是不可抗拒的。生与死、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受神秘力量的支配。越是感到人生苦短,生命将尽,他对生活的认识就越富于哲学意味。就在这些日子里,马勒读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唐诗德文译本《中国之笛》。本来也许只是为了排遣一下郁闷的心情,读过之后,发现其中一些诗的内容正适应他目前的精神需要。于是,他选取了其中的七首诗,写成了有六个乐章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

马勒读到的汉诗译本,并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译的。编者汉斯·贝特格根据另一位汉斯·海恩鲁曼的汉诗散文化德文本改写成诗体文,其中参照了英文译本,部分内容又来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这样几经转译编写,原诗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没有作者和标题的提示,已经很难辨认原诗是哪些篇目。在《大地之歌》的七首歌词中,可辩明篇目的有五首,分别是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原作,另外两首已完全无从查对,甚至有人怀疑是伪作。近几年经音乐学和文学两方面的考订、研究,学者们已经对这些篇目作出了确认。

马勒所处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翻译到西方。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和《孙子兵法》,到《水浒》、《红楼梦》、《赵氏孤儿》,出现了几种文字的译本。这些翻译多出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译文谈不上信达,仅限于介绍性翻译,很难保持中华文化的精髓。以诗词翻译为例,中国诗词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诗歌中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有独特的艺术手法。意境的营造、比兴的寄托、凝练含蓄的抒情,甚至儒家道统的贯彻,都是西方诗歌里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不免有遗漏或谬误。而且在那以前的译者还没有把中国诗论、文论译介到西方,对汉诗的翻译和理解都存在障碍。尤其是中西语言的差异,更无法表现中国诗词的音乐性。所以,一些汉诗译本干脆就译成散文,只求表达意思上的完整;再由一些诗人改写成外文式样的诗,原作的风貌还能保持几分只有天知道了。马勒看的唐诗《中国之笛》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当然,马勒不是诗人,更不是汉学家,不必去考究译本的好坏,他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篇目就是了。对于他来说,中国是神秘的东方古国,来自东方的十一个世纪前的诗歌,一定蕴涵着深奥玄妙的哲理,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深沉感悟,这些正符合他此时的精神需要。《大地之歌》里选用的唐诗译文再经过马勒的又一次改编组合,文字上就更适合马勒的音乐所表达的个人感情了。

《大地之歌》共分六个乐章,每个乐章都设标题。第一乐章《咏人世悲愁的饮酒歌》,从李白的歌行体诗《悲歌行》中摘出片断,作为这一乐章的歌词。歌词分成三段,每段的结尾一句都是马勒自己插进去的,“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看法。音乐激昂热烈,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情颂扬,也有对生命的抗拒,但总的情绪仍脱离不了孤独和悲唳。

第二乐章《秋日的孤独者》,歌词描写大地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这个乐章的原诗作者无法确定,只能根据译音猜测是张籍或张继或钱起的诗,但从这三人的诗里都找不出内容近似的诗。

第三乐章《咏少年》,第四乐章《咏美女》,第五乐章《春日的醉翁》。这三个乐章都比较短小,描写青春生活的快乐,表现马勒对青春生命力的赞美和怀恋。这三个乐章像间奏曲一样,经过一番过渡,音乐又回到深沉凝重的核心。

第六乐章是马勒着力灌注思想内容的乐章,乐章标题是《告别》。歌词用了两首唐诗,分别是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音乐长达三十多分钟,占整部交响曲的一半,表现大地的永恒和生命不得不告别尘世的悲哀。这个乐章写得非常铺张,作曲家用音乐语言表达哲理性的内容,反映出马勒感到老之将至时面对生命的复杂情怀。他既赞美生命和大地,又怀着不得不离去的无奈,感情变化十分强烈。

《大地之歌》虽然通篇采用了唐诗,但作曲者只是借用唐诗的诗句,按照自己的需要抒发个人的感情。音乐写得色彩绚丽浓重,对比强烈,规模宏大。这与李白、王维、孟浩然诗的轻灵飘逸、简洁含蓄、清新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用上述几位诗人的诗去直接理解马勒的《大地之歌》,是很不可靠的。

《大地之歌》写成于1908年,但一直没有演奏过。1911年5月马勒去世,又过了半年,著名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首演了《大地之歌》。在此之后,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声誉才逐渐建立。马勒的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他用巨大的篇幅和复杂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哲学性思维,有时甚至是玄奥的,这使他的音乐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受欢迎。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音乐才声誉日隆,直到90年代,才在世界上掀起了马勒热。人们究竟想从他的音乐里汲取些什么,马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但是,他生前曾言之凿凿地说过:“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也许,马勒的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替今天的人们发旷古之幽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