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的钢琴套曲《狂欢节》写于1835年,这时的舒曼25岁,在音乐事业上蒸蒸日上,正在走向成功之巅。在他20岁到30岁之间的十年里,写过一批广为人们熟知的作品,套曲《狂欢节》是其间的代表作。

钢琴套曲《狂欢节》,既洋溢着舒曼音乐的浪漫主义精神,又反映出他的音乐批评个性。舒曼不仅在文字上能够写出犀利而个性鲜明的音乐评论,在作曲时也爱用音符表现自己的批判精神。舒曼在音乐和文字两个方面的禀赋得益于父亲对他的影响。舒曼的父亲是德国茨维考地方的一位书商兼出版者,并把一些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做一点文化传播工作。他在青年时代曾梦想献身于文学事业,当这一切注定只能停留在梦想之中时,他便引导自己的儿子罗伯特·舒曼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广泛兴趣。舒曼在艺术方面的兴趣是双重的,在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他犹豫不决,拿不准究竟应该投身于诗歌还是音乐。他在中学里热心研究席勒和歌德的诗,自己还动手翻译古典名著。他的音乐天份也不薄,同学们自行组织的乐队已经在演奏他写的小型作品。他的日常乐趣是在钢琴上即兴弹一点性格小品,来描摹身边熟悉的人物。然而,他16岁时父亲去世,性情乖张的母亲坚决反对他从事音乐,他不得不遵从母命,在18岁时进了莱比锡大学法学系,成了法学系学生。不过他在大学里只是虚应世故,而把主要精力投向了音乐,他拜到当时的著名钢琴教育家维克门下,学习钢琴。舒曼的母亲失算在于她不该把儿子送到德国音乐文化中心的莱比锡去学法律,舒曼直到住进维克家里专学钢琴,还在给母亲的信里谎称在读法律系的课程,而维克先生的失算是没有料到自己的入室弟子竟敢与自己严加看管的女儿私订终身,最后和愤怒又可怜的老爸爸还闹到了法庭。对簿公堂的结果是年轻的一对胜诉,因为19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在法律上保护自由婚姻了。

19世纪30年代,在贝多芬和舒伯特两位大师相继去世后,欧洲乐坛上弥漫着一股因循守旧的保守风气,小市民气的庸俗趣味占据上风,年轻作曲家们富于生气的创作受到压抑,似是而非、趋时附势的音乐评论聒噪于世,他们热烈地鼓吹时尚,把一些思想平庸、缺乏想象的流俗音乐奉为圭臬,仿佛能够圆熟地操作各类音乐技法,懂和声、谙曲式、会复调、能配器,再加上华丽的键盘演奏技巧,这就是了不起的音乐家了。有了这一切,还得按照宫廷贵族的口味写富丽堂皇内容空泛的意大利歌剧,为满足一知半解的小市民的耳目之娱,写炫耀技巧的器乐曲,举办一连串哗众取宠的演奏会,从而便登堂入室,成为主流音乐家。这些半瓶醋的音乐批评家似懂非懂,对有创新精神的年轻音乐家们的创作予以否定,理由是这些音乐没有循规蹈矩地按照某种规范去写,在他们平庸的音乐观念里,根本不知道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这些伟大音乐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的创新精神。当时的音乐评论界留下的典型笑柄之一,就是用文字把帕格尼尼打造成了一个炫技专家,他们肉麻地吹捧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技艺,对帕格尼尼的浪漫主义精神却视而不见,几乎完全抹杀了帕格尼尼音乐的艺术价值。而这样的音乐评论正是当时的政治当局所需要的。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正处在封建复辟的梅特涅政府的保守统治下,当局为了防止民主思想的滋生蔓延,对思想、文化、艺术、言论都加以禁锢,在文化艺术方面提倡浮华的享乐,在艺术评论方面以歌舞升平为导向,从而掩盖封建政权的危机。

处在这样的时代,舒曼感到很压抑,他经常与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音乐和诗,发表对时事风气和对音乐的见解。1834年,舒曼与几位年轻的音乐家和诗人一起创办了一份《新音乐杂志》,舒曼担任杂志的主编。《新音乐杂志》是音乐周刊,刊物的宗旨是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呼唤音乐中的伟大与崇高精神,为年轻而有才华的音乐家提供舆论支持,抨击庸俗守旧、玩弄技巧、内容空洞的平庸之作。《新音乐杂志》很快就成为浪漫主义音乐营垒的一面旗帜,引起音乐界的注意,有许多后来成为伟大作曲家的青年作曲家最初受到过舒曼的支持,其中包括肖邦、门德尔松、勃拉姆斯。与舒曼一同创办《新音乐杂志》的同好们一年之后便相继离去,只剩下他一人坚持不辍,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孜孜……,撰写大量的音乐评论,这些文字后来成了研究欧洲音乐史的宝贵材料。

前面说到过,舒曼的音乐评论只是他的音乐批评精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音乐作品里。钢琴套曲《狂欢节》、《大卫同盟舞曲》、《克莱斯勒偶记》都可划入这个范围,其中《狂欢节》是主要代表。《狂欢节》写于1835年,这时《新音乐杂志》已发行一年,舒曼在刊物上发表的一连串文章严厉批评德国音乐界的陈腐风气,抨击因循守旧、阻碍富于生机的浪漫音乐发展的假才子们,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人们惊异的注意。舒曼在言论上为新音乐架桥铺路,在创作实践上也是身体力行,以创作实绩来展示浪漫派音乐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当作反击凡夫俗子的有力武器,钢琴套曲《狂欢节》是典型一例。

《狂欢节》不同于自巴罗克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一定规范的套曲形式——钢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通常有固定的三四个乐章,体式较为庞大,每个乐章的内部结构也比较复杂。舒曼的钢琴套曲形式自由,由许多活泼灵动的短曲组成,或者几乎就是由一串钢琴小品连缀而成,而整部作品又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思想。《狂欢节》套曲由21首短曲组成,每首曲子都有标题,具有鲜明的描写性和戏剧性,叙述的是在一个狂欢节舞会上,各色人等相继登场,代表进步力量的“大卫同盟”是其中的主要角色,他们向代表庸俗保守势力的凡夫俗子展开战斗,引起戏剧性冲突。

舒曼为这部钢琴套曲取名为《狂欢节》,是借用了西方的狂欢节风俗,又戏剧性地加入了一些字谜游戏。狂欢节是天主教国家在大斋前举行的欢庆活动,起源于古代庆祝新年的到来和大自然复苏的节日。各国的狂欢节日期不尽相同,但狂欢节的庆祝方式基本一致,即化装游行和歌舞狂欢。历史上最热烈的狂欢节是罗马狂欢节,现代最著名的当属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狂欢节,近些年一些西方城市又有恢复狂欢节的趋势。舒曼的《狂欢节》套曲假借狂欢节上化装舞会的习俗,21首小品各代表一个人物的音乐素描,性格化的音乐就是人物的化装面具。其中的几首小品中还用音符字谜拆解的主题贯穿,这个做法又出自舒曼的一次爱情经历。舒曼在老师维克先生家里学琴时,曾爱上一位同在这里入室学琴的少女埃斯特列娜·冯·弗立肯,古板的维克先生看出了苗头,写信告诉了姑娘的父亲弗立肯男爵,男爵就把女儿领回去了,舒曼曾为此而伤心。他到弗立肯居住的小镇阿什去过两次,去凭吊失去的爱情,但没有与昔日的爱人见面。他在写《狂欢节》时,用阿什这个地名拼写的四个字母代表的音符构成音乐主题,这四个字母又是舒曼自己姓氏中的字母,四个字母变换组合方式,又形成这个主导动机的变体。在套曲的21首小品中,大部分曲目的音乐主题由这四个字母代表的音符构成,这样一来,整部套曲的内部就贯穿着一个主题音型,使各首单曲之间有着听感上的关联,就像是一组连贯的主题变奏曲。舒曼在套曲的总标题《狂欢节》之下,还加了一个副题:“四个音符的玩笑”,后来出版时定名为《狂欢节:四音美景》。用人名或地名的字母音符写音乐不是舒曼的创举,在西方,人们很爱玩字母拼合的字谜游戏,这种游戏带到音乐里,就成了音符游戏,有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写过这类音乐。

在《狂欢节》里,经过第一首《前奏曲》之后,各色人等便相继粉墨登场:这里有法国传统丑角皮埃罗,皮埃罗白衣粉面,神色忧郁,他以哲学家的身份自比,常说些故作高深的格言,引人发笑。在皮埃罗之后,出现的是他的搭档阿尔列金,阿尔列金蹦蹦跳跳、吆喝不停,挥舞手中长鞭,丑态百出。后面出场的还有意大利喜歌剧中的丑角潘塔隆和克隆宾娜,有《卖弄风情的女人》在搔首弄姿,有《蝴蝶》在其间穿梭往来,《跳舞的字母》忽闪跳跃,穿插其中。狂欢节上的主要群体是向庸夫俗子进攻的“大卫同盟”。大卫同盟是舒曼主编《新音乐杂志》时虚构的音乐盟友会,他把符合自己音乐主张的音乐家的名字列入同盟会,用这些名字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音乐主张,其中包括莫扎特、肖邦、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莫舍列斯基,甚至包括诗人海涅。这个假设的组织取名“大卫同盟”,是取古以色列王大卫为同盟的庇护者,大卫王是强有力的战士,又是传奇性的歌手,是美好理想的化身。“大卫同盟”里,最主要的两位盟友是弗罗列斯坦和约瑟比乌斯,这两个名字其实是舒曼自己的两个笔名,两个人代表着舒曼的两个侧面,弗罗列斯坦热情而尖锐,态度直率易冲动,约瑟比乌斯沉静文雅,是富于幻想的诗人。在《狂欢节》里出现的“大卫同盟”盟员除了形影不离的弗罗列斯坦和约瑟比乌斯,还有冯·弗立肯、后来成了舒曼夫人的克拉拉·维克、肖邦、帕格尼尼。盟友们在狂欢节舞会上快乐地联合起来跳舞狂欢,最后把庸夫俗子彻底打败。

钢琴套曲《狂欢节》的构想非常奇特,音乐形象素描很成功,曲作者以快乐又辛辣的嘲弄来讽刺当时德国音乐愚钝保守的评论家。作品发表以后第二天,就有人对号入座,来批评《狂欢节》,结果又招来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上的更强烈的讽刺。

现在人们在欣赏钢琴套曲《狂欢节》时,往往只注意在音乐里寻找那四个字母代表的音符构成的主题,而忽略了音乐本身的精巧和浪漫主义特性,更少想到作为音乐评论家的舒曼在为浪漫派音乐开拓道路所付出的努力。